萧红被爱情救赎亦被爱情灼伤-【新闻】

拂去历史的烟尘，少女萧红真实的面容呈现在我们面前。黑白素照上，她的五官并不像“女神”汤唯那样出众。略带浮肿的单眼皮、紧抿的倔强嘴唇，这似乎是一张典型女作家的脸，带着不入世事的冷僻和执拗。

她的一生，是壮怀激烈的一生。只有短短31个春秋，却留下彪炳文坛的《呼兰河传》。她的一生，却也是苦涩痛楚的一生，出走、流亡，深爱与伤痛，抛弃与背叛，这些充满强烈戏剧性的命题，共同组成萧红动荡又破碎的命运。

萧红曾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是爱情救赎了她，也是爱情让她灰飞烟灭。

“娜拉出走之后怎样？”

1911年农历端午，原名张�莹的萧红出生。因其出生日被视为“不祥”，她成了被嫌弃和疏远的对象，多舛的命途初现端倪。

父亲严格暴戾，母亲封闭冷漠，祖母则会在萧红捅破窗户纸时，拿大针刺她的手指。童年的萧红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家庭温暖，而人们的愚昧、落后，更让她从小目睹了女人在男权中心社会中的悲惨遭遇，早早看尽人情冷暖，早熟早慧。

所幸，温厚宽容的祖父给了萧红最奢侈的爱，让她体味了在“爱”中无尽的自由。可以说，萧红一生中对于“温暖”和“爱”的强烈追求，都源于一种回溯童年的深层愿望。可惜，萧红忽略了，祖父对她的爱，是以士绅家庭丰厚的经济基础和丰富的年龄阅历为基础，并以血缘维系的。这样的爱，不可能在任何一个男人身上复制。

祖父的宠爱无法扭转萧红被封建家庭桎梏的命运。还在小学时，她就被父亲包办许配给“官二代”汪恩甲。1931年，萧红20岁，这一年的2月，她从呼兰跑到北京求学，企图逃婚。

娜拉出走之后怎样？鲁迅说，“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没有经济来源的萧红很快山穷水尽，汪恩甲又一路追去。纠缠许久，她沦为了汪恩甲的玩物，被强诱吸食毒品，又有了身孕，而最后汪恩甲竟把她独自丢弃在一家旅馆。

走投无路的萧红只能向报馆求助，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萧军，犹如一道闪电，劈开了她的生命。以后，萧红的人生开始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从一种攀附到另一种攀附，从一种被弃到另一种被弃。

“我爱萧军，可是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

1932年7月13日黄昏，《东三省商报》编辑萧军奉命，前去旅馆探视一个落难的女学生。当他敲开房门时，萧红身上挂着一件破旧的长衫，裸着小腿，脚上拖着一双变了形的皮鞋，凸起的肚皮像小盆一样扣在上面，一双灼灼闪亮的眼睛直直盯着萧军，像一只警惕的小兽，抖抖地问：“你找谁？”

“张�莹。”不等萧红邀请，萧军就自顾走进那发霉的小屋。交代完公事，萧军急于离开，却被萧红怯怯地挽留，说只想跟他说说话。萧军静静听着，无意中发现萧红随手涂抹的诗和画，这个失魂落魄的女子竟如此富有才情。那一刻，萧军的英雄情结瞬间迸发，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而萧红亦为这突如其来的关怀所着迷。两人畅快地谈文学，谈生死，竟如久别重逢的老友。

虽然萧军已经结婚，萧红也身怀六甲，但是，他们仍不可遏制地相爱了。萧军欣赏她的才情，怜悯她的境遇，希望以拯救的姿态爱她；萧红欣赏他的学识，渴望他的关怀，渴望以被拯救的姿态被爱。在拯救与被拯救的互相补给中，爱神从天而降。

萧军和萧红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尽管贫穷，却患难扶持，甚至曾轮流穿一件外套。然而，随着萧红的艺术成就超越萧军，美好不再，萧军性格中的黑暗面也渐渐凸显：粗暴、冷漠、大男子主义。

萧军自诩“拳头是我打出的另一种文章”，这“文章”终于“发表”在萧红身上。萧红左眼青了一块，友人关切询问，她掩饰说是晚上不小心碰的。萧军冷笑：“别不要脸了，是我打的！”“才女”的身份并不能将萧红拯救出弱势境地，甚至让她的自尊更加赤裸地被践踏。

爱情是萧红赖以生存的全部依托。由于父爱缺失，再加上被汪恩甲抛弃的痛苦经历，萧红身心疲惫，萧军于她，就如救命稻草般珍贵温暖。为了更好地做萧军的妻子，萧红产下汪恩甲的女儿后，任凭奶水湿透衣襟也不喂一口奶，不看一眼，就送给他人领养。在纪实小说《弃儿》里，她以“丢掉一个小孩是为多数小孩获救”的文学式浪漫，诠释了自己斩断母性“累赘”的决绝。

然而，萧红自我牺牲式的迎合，并未博得萧军的更多好感。“二萧”情感渐趋饥荒，萧红在鲁迅的建议下奔赴日本，希望营造“小别胜新婚”的机缘，却终究未能扭转颓势。萧军一而再再而三地出轨，让萧红彻底伤透了心。

1938年2月，萧红与萧军正式分手。

但是，萧红一直爱着萧军。二人分开多年后，萧红偶然看到萧军再婚的照片，她惘然自怔，泪流不止。直到生命的尽头，她仍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可是，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或许，萧红对萧军的爱更多的是一种怀念，怀念第一次被爱的滋味，怀念第一段有爱的关系。

“无法说出的痛苦”

萧军的不忠吞噬着萧红对他的爱，而此时，端木蕻良出现了。

端木和萧红是东北同乡，也是个有才气的文人，他穿着洋气，性格内敛，与萧军的粗犷、野气迥异。他对萧红从不吝惜热情洋溢的赞美，历来被萧军贬低嘲弄的萧红，初次感受到一个男性对她才华的欣赏。

创作上的契合，心灵的关照，让萧红和端木蕻良的感情迅速升温。1938年5月，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和端木在武汉举行婚礼，萧红说：“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然而，离开萧军的萧红却逃不开 “二萧”光环的刺伤。1938年底，萧红生下萧军的孩子，几天后孩子夭折。朋友们对于“二萧”的离异深感惋惜，纷纷谴责端木是第三者，并渐渐疏远萧红，这给她带来了新的烦恼和苦闷。

更让萧红始料不及的是，她和端木性格的差异日渐凸显。如果说萧红在萧军面前是“女儿”，在端木面前则要充当“母亲”的角色，操心受累。端木从小生活优渥，依赖性强，不懂体贴，亦无太多主见。从武汉撤退时，萧红让端木先行，他就先走了。在香港，萧红同意他突围，他便准备自己撤离。这一系列举动让萧红觉得，端木自私冷漠，而自己再一次陷入了“被遗弃”的恐惧和困境。

后期与端木的感情生活对萧红而言，“是一种无法说出的痛苦”。疾病缠身的萧红，在战争的环境中，总被一种无法把握命运的恐惧感包围，她迫切地需要情感的寄托。而此时，端木却因忙于工作，更因他的懦弱和自私，根本无法满足萧红。

事实上，萧红和端木之间的疏离并非全是端木自私所致。萧红太脆弱也太敏感，尽管外表倔强甚至有男子的英气，内心却始终未脱离被害者的自怜。她像一个剪断脐带的婴儿，毕生都在渴望通过爱情与世界重建连接。每逢遇到爱情，就迫不及待地注入全部热情，一旦对方不能百分之二百地回报，她便会倍觉受伤而无法自拔。

最后的慷慨

陪伴萧红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是一个对她充满崇拜、敬佩、爱惜、怜悯等种种复杂感情的年轻人―骆宾基。我们无法框定萧红和骆宾基之间是不是爱情，但毫无疑问，他是萧红生命中最后的华彩和神性的守护。

太平洋战争爆发，港九陷于日军炮火。病榻上的萧红神志昏沉，呼吸沉重。骆宾基娓娓动人的东北话，似乎唤醒了她对童年的记忆。缓缓醒来的萧红握住骆宾基的手。这个热爱写作的同乡小伙子，已经在她身边默默守护多日。

萧红一字一句艰难地说：“我是非常矛盾的，常常陷入与愿望相反的矛盾里，也许这是命吧。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骆宾基心中一颤，紧紧握住她的手。片刻之后，极度痛苦的萧红断断续续写下遗言：“平生受尽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是她对自己婚恋生涯的血泪注解。

的确，萧红的一生就是矛盾的集合体：她追求独立，却一直无法自立；她向往自由，却一直自我设限；她极其多情，又极其自私；她反抗父权，反抗专制，却成为男权的另一种牺牲品；她一生被多次遗弃，受伤至深，而她却同样遗弃了自己的孩子……

在短短31年的韶华里，萧红一直渴望并寻找着“温暖”和“爱”，然而终究是在颠沛流离中，过完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生。我们为她的不懈追求而赞叹，为她的求之不得而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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