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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被爱情救赎亦被爱情灼伤-【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05 22:34:06 阅读: 来源:吊床厂家

拂去历史的烟尘,少女萧红真实的面容呈现在我们面前。黑白素照上,她的五官并不像“女神”汤唯那样出众。略带浮肿的单眼皮、紧抿的倔强嘴唇,这似乎是一张典型女作家的脸,带着不入世事的冷僻和执拗。

她的一生,是壮怀激烈的一生。只有短短31个春秋,却留下彪炳文坛的《呼兰河传》。她的一生,却也是苦涩痛楚的一生,出走、流亡,深爱与伤痛,抛弃与背叛,这些充满强烈戏剧性的命题,共同组成萧红动荡又破碎的命运。

萧红曾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是爱情救赎了她,也是爱情让她灰飞烟灭。

“娜拉出走之后怎样?”

1911年农历端午,原名张�莹的萧红出生。因其出生日被视为“不祥”,她成了被嫌弃和疏远的对象,多舛的命途初现端倪。

父亲严格暴戾,母亲封闭冷漠,祖母则会在萧红捅破窗户纸时,拿大针刺她的手指。童年的萧红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家庭温暖,而人们的愚昧、落后,更让她从小目睹了女人在男权中心社会中的悲惨遭遇,早早看尽人情冷暖,早熟早慧。

所幸,温厚宽容的祖父给了萧红最奢侈的爱,让她体味了在“爱”中无尽的自由。可以说,萧红一生中对于“温暖”和“爱”的强烈追求,都源于一种回溯童年的深层愿望。可惜,萧红忽略了,祖父对她的爱,是以士绅家庭丰厚的经济基础和丰富的年龄阅历为基础,并以血缘维系的。这样的爱,不可能在任何一个男人身上复制。

祖父的宠爱无法扭转萧红被封建家庭桎梏的命运。还在小学时,她就被父亲包办许配给“官二代”汪恩甲。1931年,萧红20岁,这一年的2月,她从呼兰跑到北京求学,企图逃婚。

娜拉出走之后怎样?鲁迅说,“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没有经济来源的萧红很快山穷水尽,汪恩甲又一路追去。纠缠许久,她沦为了汪恩甲的玩物,被强诱吸食毒品,又有了身孕,而最后汪恩甲竟把她独自丢弃在一家旅馆。

走投无路的萧红只能向报馆求助,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萧军,犹如一道闪电,劈开了她的生命。以后,萧红的人生开始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从一种攀附到另一种攀附,从一种被弃到另一种被弃。

“我爱萧军,可是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

1932年7月13日黄昏,《东三省商报》编辑萧军奉命,前去旅馆探视一个落难的女学生。当他敲开房门时,萧红身上挂着一件破旧的长衫,裸着小腿,脚上拖着一双变了形的皮鞋,凸起的肚皮像小盆一样扣在上面,一双灼灼闪亮的眼睛直直盯着萧军,像一只警惕的小兽,抖抖地问:“你找谁?”

“张�莹。”不等萧红邀请,萧军就自顾走进那发霉的小屋。交代完公事,萧军急于离开,却被萧红怯怯地挽留,说只想跟他说说话。萧军静静听着,无意中发现萧红随手涂抹的诗和画,这个失魂落魄的女子竟如此富有才情。那一刻,萧军的英雄情结瞬间迸发,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而萧红亦为这突如其来的关怀所着迷。两人畅快地谈文学,谈生死,竟如久别重逢的老友。

虽然萧军已经结婚,萧红也身怀六甲,但是,他们仍不可遏制地相爱了。萧军欣赏她的才情,怜悯她的境遇,希望以拯救的姿态爱她;萧红欣赏他的学识,渴望他的关怀,渴望以被拯救的姿态被爱。在拯救与被拯救的互相补给中,爱神从天而降。

萧军和萧红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尽管贫穷,却患难扶持,甚至曾轮流穿一件外套。然而,随着萧红的艺术成就超越萧军,美好不再,萧军性格中的黑暗面也渐渐凸显:粗暴、冷漠、大男子主义。

萧军自诩“拳头是我打出的另一种文章”,这“文章”终于“发表”在萧红身上。萧红左眼青了一块,友人关切询问,她掩饰说是晚上不小心碰的。萧军冷笑:“别不要脸了,是我打的!”“才女”的身份并不能将萧红拯救出弱势境地,甚至让她的自尊更加赤裸地被践踏。

爱情是萧红赖以生存的全部依托。由于父爱缺失,再加上被汪恩甲抛弃的痛苦经历,萧红身心疲惫,萧军于她,就如救命稻草般珍贵温暖。为了更好地做萧军的妻子,萧红产下汪恩甲的女儿后,任凭奶水湿透衣襟也不喂一口奶,不看一眼,就送给他人领养。在纪实小说《弃儿》里,她以“丢掉一个小孩是为多数小孩获救”的文学式浪漫,诠释了自己斩断母性“累赘”的决绝。

然而,萧红自我牺牲式的迎合,并未博得萧军的更多好感。“二萧”情感渐趋饥荒,萧红在鲁迅的建议下奔赴日本,希望营造“小别胜新婚”的机缘,却终究未能扭转颓势。萧军一而再再而三地出轨,让萧红彻底伤透了心。

1938年2月,萧红与萧军正式分手。

但是,萧红一直爱着萧军。二人分开多年后,萧红偶然看到萧军再婚的照片,她惘然自怔,泪流不止。直到生命的尽头,她仍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可是,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或许,萧红对萧军的爱更多的是一种怀念,怀念第一次被爱的滋味,怀念第一段有爱的关系。

“无法说出的痛苦”

萧军的不忠吞噬着萧红对他的爱,而此时,端木蕻良出现了。

端木和萧红是东北同乡,也是个有才气的文人,他穿着洋气,性格内敛,与萧军的粗犷、野气迥异。他对萧红从不吝惜热情洋溢的赞美,历来被萧军贬低嘲弄的萧红,初次感受到一个男性对她才华的欣赏。

创作上的契合,心灵的关照,让萧红和端木蕻良的感情迅速升温。1938年5月,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和端木在武汉举行婚礼,萧红说:“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然而,离开萧军的萧红却逃不开 “二萧”光环的刺伤。1938年底,萧红生下萧军的孩子,几天后孩子夭折。朋友们对于“二萧”的离异深感惋惜,纷纷谴责端木是第三者,并渐渐疏远萧红,这给她带来了新的烦恼和苦闷。

更让萧红始料不及的是,她和端木性格的差异日渐凸显。如果说萧红在萧军面前是“女儿”,在端木面前则要充当“母亲”的角色,操心受累。端木从小生活优渥,依赖性强,不懂体贴,亦无太多主见。从武汉撤退时,萧红让端木先行,他就先走了。在香港,萧红同意他突围,他便准备自己撤离。这一系列举动让萧红觉得,端木自私冷漠,而自己再一次陷入了“被遗弃”的恐惧和困境。

后期与端木的感情生活对萧红而言,“是一种无法说出的痛苦”。疾病缠身的萧红,在战争的环境中,总被一种无法把握命运的恐惧感包围,她迫切地需要情感的寄托。而此时,端木却因忙于工作,更因他的懦弱和自私,根本无法满足萧红。

事实上,萧红和端木之间的疏离并非全是端木自私所致。萧红太脆弱也太敏感,尽管外表倔强甚至有男子的英气,内心却始终未脱离被害者的自怜。她像一个剪断脐带的婴儿,毕生都在渴望通过爱情与世界重建连接。每逢遇到爱情,就迫不及待地注入全部热情,一旦对方不能百分之二百地回报,她便会倍觉受伤而无法自拔。

最后的慷慨

陪伴萧红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是一个对她充满崇拜、敬佩、爱惜、怜悯等种种复杂感情的年轻人―骆宾基。我们无法框定萧红和骆宾基之间是不是爱情,但毫无疑问,他是萧红生命中最后的华彩和神性的守护。

太平洋战争爆发,港九陷于日军炮火。病榻上的萧红神志昏沉,呼吸沉重。骆宾基娓娓动人的东北话,似乎唤醒了她对童年的记忆。缓缓醒来的萧红握住骆宾基的手。这个热爱写作的同乡小伙子,已经在她身边默默守护多日。

萧红一字一句艰难地说:“我是非常矛盾的,常常陷入与愿望相反的矛盾里,也许这是命吧。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骆宾基心中一颤,紧紧握住她的手。片刻之后,极度痛苦的萧红断断续续写下遗言:“平生受尽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是她对自己婚恋生涯的血泪注解。

的确,萧红的一生就是矛盾的集合体:她追求独立,却一直无法自立;她向往自由,却一直自我设限;她极其多情,又极其自私;她反抗父权,反抗专制,却成为男权的另一种牺牲品;她一生被多次遗弃,受伤至深,而她却同样遗弃了自己的孩子……

在短短31年的韶华里,萧红一直渴望并寻找着“温暖”和“爱”,然而终究是在颠沛流离中,过完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生。我们为她的不懈追求而赞叹,为她的求之不得而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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