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债预警

人口负债预警

王羚　　我们先来看一组连环画：一个出生于1980年的孩子，因为正赶上计划生育，成了独生子女；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由于父母孩子少，负担小，他(她)得以享受至少在物质上比较丰富的生活；2014年，他(她)34岁，父母已经超过60岁，迈入老龄阶段；他(她)和配偶要养四个老人，尽管早就符合双独二孩的政策，却迟迟不敢要二胎。2040年，他(她)60岁，中国正处在老龄化高点，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30%。养老金水平难以支撑他(她)过一个体面的生活，而唯一的孩子在外地工作，一年难得回来看他们一趟。孤独成了他(她)和老伴的常态。

这组连环画并非源自想象，未来将有数千万甚至更多人要走过这一轨迹。这轨迹背后就是中国将从人口红利(人口总抚养比较低)转向人口负债(人口总抚养比较高)。对于正处在2014年这个时间点的中国来说，如何应对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的历史性变化？如何在人口结构已经扭曲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负面影响降低？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正等待着答案。　　人口红利消失？　　人口红利这个专业词汇在中国有异乎寻常的普及率。即便是不懂人口学或经济学的普通人，对这个词也耳熟能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的研究结果被无数次地引用，似乎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贡献率高达27%。　　另一个关于人口红利的判断也被高频率地提及，并令一些人忧心忡忡：2013年，中国已结束人口红利期，进入人口负债期。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人口红利就这样跟中国人说再见了吗？　　就这个问题，学界尚有争议。以蔡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在2013年甚至更早的2012年就结束人口红利期。也有学者认为，按照过去劳动力转移的平均速度，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于2019年结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口学者陈友华等则认为，2013年之后总抚养比转而上升，但仍然有10多年的人口红利期。　　国内学界之所以在人口红利的判断上出现争议，主要是因为对人口红利数量界定的标准不同。人口红利本质上指的是由于人口总抚养比相对较低而带来的红利。从时间段上说，人口红利期是一个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劳动力相对充裕的窗口期。　　陈友华认为，2013年是一个总抚养比从下降到上升的拐点，但一直到2030年前后总抚养比才超过53%，人口红利期结束。然后是短暂的抚养负担均衡期，之后就进入人口负债期。　　尽管对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点，学界尚无定论，但一个事实是确定的：人口红利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它只是一个时间窗口期，一旦过去，很难再重现。同时，人口红利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中国已经预支了未来的好处，将来必要偿还。　　难以逆转的负债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尽情享受了长达数十年的人口红利盛宴之后，中国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人口负债这个灰色的幽灵正在中国发展的前路上蹲伏着。　　与国内众多人口学者和经济学者对人口红利的关注相比，人口负债这个重要概念却有些被忽视了。而事实上，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人口负债更是一个无法躲避的挑战。　　人口负债与人口红利相反，是人口发展中经历的一个“抚养比相对较高，社会负担相对较重”的阶段。陈友华认为，人口负债是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当一个人口的抚养比高于标准人口抚养比的5%，就属于人口负债期。　　人口学者左学金认为，人口红利其实是一种“透支消费”，现阶段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由于节省了抚养孩子的费用和精力显得比较轻松，但其结果势必加重未来人口的负担。　　陈友华分析，在人口转变的早期和晚期出现的人口负债，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人口转变早期出现的人口负债，源于少儿抚养比的快速上升，其实是一种对未来的人力投资，是未来人口红利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而在人口转变晚期出现的人口负债，则是在偿还前期所享有的部分人口红利，因而可视作真正意义上的负债。　　文首那组连环画中展现了个体在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转变过程中的真实写照。但人口负债的影响不仅如此。人口的老化和低生育率，对经济增长和社会治理都会带来非常大的挑战，从欧洲到北美，这方面的前车之鉴已经很多。　　中国目前正在进入加速老龄化的阶段，即老龄化速度越来越快。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接近2亿人，到204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4亿多人，超过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和英国目前人口的总和。整体人口结构呈现出突出的老龄化和严重的少子化并存的态势。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学者穆光宗认为，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存在着极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不光包括独生子女个人和家庭要承担的风险，还包括性别比例失衡、年龄比例失衡。　　穆光宗用“人口亏损”这个词来概括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问题。所谓人口亏损，指的是在既定的人口生育政策的约束和引导下产生的“年轻人口锐减”、“女性人口缺失”和“人口关系断裂”等人口发展不平衡、不均衡以及不持续现象。　　“结构性人口亏损带来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形势非常紧急，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穆光宗说。　　当务之急　　受访的多位人口学者态度高度一致地表示，要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和人口负债来临，当务之急就是迅速调整生育政策，放开生育限制，尽可能使得已经被扭曲的人口结构回归正常。　　穆光宗认为，人口问题的出路是迅速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提倡自由自主负责地生育，重建人口生态，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人口政策的注意力不应像过去一样集中在数量控制上了，而是应该强化风险控制，充分考虑现在和未来人口结构的健康和可持续。”穆光宗说。　　与人口学者的急迫情绪相比，中国在过去十年的生育政策调整步伐非常缓慢。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持续二十多年处于1.5以下的低水平，远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中国依然采取了非常谨慎保守的微调路线。　　上个世纪末山东等27个省、市、区放开双独二孩政策。十多年之后，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河南才小心翼翼地实行双独二孩政策。尽管双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申请情况远远低于各方的预期，但单独二孩政策依然迟至2014年才放开。根据卫计委最新公布的数据，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1100万对夫妻中，仅有70万提出申请，再次令有关方面人士大跌眼镜。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引发更大的呼声：全面放开二胎乃至放开生育限制这样步伐更大的调整应该尽快出台。　　人口学者黄文政认为，过去十多年生育政策调整的事实证明，对所谓放开生育限制后会出现大的反弹和生育堆积的预测是失实的，下一步应该一步到位地放开生育限制，保守的态度只会令中国人口已经出现的结构扭曲更加严重，对于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更大的伤害。　　陈友华表示，在人口红利期和人口负债期之间，有一个抚养负担均衡期，这个均衡期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人口结构及时变化速度。生育政策的及时调整，可以延缓人口红利消失的速度，推迟人口负债期的到来。　　尽管如此，多位人口学者表示，调整生育政策很可能并不会显著提高中国的低生育率。由于生养成本较高、生育观念改变等原因，即使放开生育限制，真正愿意多生的人可能并不多，历年来在全国不少省份所做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跟踪调查研究可以佐证。这些调查显示，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家庭，仅有三分之一左右生了二胎。再加上不孕率增高、结婚和生育年龄的不断推迟、育龄女性职业压力等多种抑制因素，中国已经低至1.2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很难在未来有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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