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论宋代的讼学-【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1:50:54 阅读：次来源：吊床厂家

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既没有律师，亦没有辩护制度，人们的诉讼任凭官吏决断。虽然朝廷对州县官吏的审判活动执行监督，但因官贪吏奸，冤狱仍不绝于世，被冤之民很难得到法律帮助。至，由于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人们私有权观念的不断深化，人身权利的相对扩大，人们要求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愿望也开始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江南民间出现了以“教引讼理”、“教授辞讼文书”为内容的讼学；产生了专以指教词讼，替人辩理为业的讼师；亦有以佣笔为业的写状代书之人。这是中国诉讼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变化。本文就此问题作以探讨，以就教于学者。一、讼学在江南的兴起

讼学是以“教引讼理”、“教授辞讼文书”、传授辩捷、“给以利口”为内容的一种民间自创的诉讼教育。宋代的讼学起自何时，没有确切记载。据说，在江西民间“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以劫之。邓思贤人名也，始传此术，遂名其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沈括所言虽多有诬词，但可以看出北宋中叶江西已有讼学的存在了。既在村校中传授，也有以邓思贤为名的讼牒法书。宋末元初人周密也讲：“江西人好讼，是以有簪笔之讥，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对答及铧讦之语，盖专门于此，从之者常数百人，此亦可怪。”另外在浙江处州的松阳，又 “有所谓业咀社者，亦专以辩捷给利口为能。如昔日张槐应，亦社中之垮垮者焉”。从周密讲的情况看，在江西、浙江乡间都有专门从事教授讼学及传授辩捷的人和社团组织。而江西袁州，则是“编户之内，学讼成风；乡校之中，校（学）律为业”。可见袁州百姓学讼，学律是相当普遍的。南宋绍兴七年（1137）九月二十二日的明堂赦中亦称：“访闻虔、吉等州，专有家学教习词诉，积久成风。”绍兴十三年（1143）闰四月十二日，尚书度支员外郎林大声也说：“江西州县，有号为教书夫子者，聚集儿童，授以非圣之书。有如四言杂字，名类非一，方言俚鄙，皆词诉语。”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江西民间，既有私家教授词诉者，乡校，村校中学讼也颇盛行。不仅广聚生徒教行讼理辩捷，而且从儿童就开始传授词诉之语。从学者之众，受业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没有的。可以说学讼在宋代江南民间已形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风气。

在讼学兴起的同时，亦出现了专门讲授词诉的讼牒法书。名类不一，形式且多。既有以邓思贤定名的讼牒法之书；也有以“甲乙对答及i化讦之语”为内容的“金科之法”；还有专门适合儿童朗读和记忆的“四言杂字之类”的词诉之语。明人张景说：“今古筠等府书肆，有刊行公理杂词，民童时市而诵之。”宋代民间讼牒法书的出现，刊行印卖，广泛流传，对普及诉讼知识和百姓学讼提供了方便条件。同时也使讼学理论化，系统化、程式化。表明讼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高级阶段。

二、讼师在江南的出现

随着讼学的兴起，在江南民间亦出现了专以指点词讼和替人辩理为业的讼师，宋代官府称其为“健讼之人”。

讼师这个名称，在洪迈的《容斋随笔》中已见到，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中亦有“讼师方履险者也，戒之宜矣”的记载。但在宋代的资料中更多的是称之为“健讼之人”。从有关材料中看，宋代的健讼人中，有“专以教唆词讼，把持公事为业”者，此可能是指讼师而言；也有以嚣讼射利者，此系指乡问豪强恶棍之类。在统治者看来，无论是讼师，还是豪强恶棍，都是引惹词讼，烦乱官司的不安定分子，因此往往把二者相提并论。洪迈说：“凡谓顽民好讼者，日嚣讼，曰终讼可也”。而把替他人进行词讼辩理的讼师也视为顽民嚣讼，显然是统治者的偏见。

有关记载和评论健讼人的材料很多，但是封建士大夫笔下的健讼人，不是“华健之徒”，就是“无图之辈”，甚至诬称为“无赖”。这种称谓的出现并不奇怪，正像统治者把讼学视为异端之学一样，把指教词讼的讼师视为异端分子也是不足为怪的。李元弼在《作邑自箴》中说：“所在多有无图之辈，并得替公人之类，或规求财物，或湾逞凶狡，教唆良民，论诉不干己事，或借词写状，烦乱公私。”黄干《勉斋集》中也说：“照得本县，词讼最多，及至根究，大半虚妄……皆缘坊郭乡村破落无赖，粗晓文墨，自称士人，辄行教唆，意欲搔扰乡民，因而乞取钱物。”胡太初亦称：“凡遇引问两争，应答之辞与状款异，此必有教唆把持之人。”在这些人看来，讼师是造成词讼繁兴的主要根源，所以在案件的审理中，一些官吏首先把矛头对准了代讼人。例如胡颖在处理龚孝恭的诉田案件中说：“今刘纬自是姓刘，乃出而为龚家论诉田地，可谓事不干己。想其平日在乡，专以健讼为能事。今事在赦前，固难追断，然若不少加惩治，将无以为奸狡者之戒。”不过多数健讼之人，“以恐胁把持为生，与吏囊橐，视官府如私家，肆行不忌”。他们 “朝夕出入官府，词熟而语顺，虽饶饶独辩庭下，走吏莫敢谁何”。这些以替人辩理为业的讼师，既懂法律知识，又熟习词讼业务，而且与吏人相勾结，所以出入官府如进出私家。讼师的出现，对官吏的枉法曲断，肆意横行，起了制约的作用。

不可否认，在健讼人中，确实有以恃强侵夺人财物的奸豪，有 “依持富豪，专务健讼”的恶棍。如“形势之家，专以贪图人户田业致富。所以敢于违法者，持其富强，可以欺凌小民，敢经官论诉，便使经官得理，亦必健讼饰词。以其多赀买诱官吏，曲行改断”。更“有持其父兄子弟之众，结集凶恶，强夺人所有之物，不称意则群聚殴打，又复贿赂州县，多不竟其罪”。这些持强凌弱，兴讼射利的豪强恶棍，才是引惹词讼，紊乱法司的真正祸根。

从上述情况看，讼师在宋代江南民间是广泛存在的，它是民间进行词讼提供法律帮助的一支新生力量。虽然讼师中的情况比较复杂，而且往往因为“规求钱物”使一般百姓无力请托，但也不应轻视它在宋代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所起的积极作用。讼师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变成了地主豪强欺凌百姓的工具，而被人们称之为讼棍。